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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學者風范 情深義重——深切緬懷田本相先生
          來源: 天津日報 2019年3月22日 第12版發稿時間:2019-03-28 21:41

            李 揚

            3月6日清晨,手機剛一開機,微信朋友圈里不斷推送著田本相先生去世的消息。我不愿意相信這是真的,遂給中國話劇理論與歷史研究會會長胡志毅教授打電話,對面傳來的是沉痛的聲音。消息最終得到了證實:先生已于3月5日20時23分永遠離開了我們……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,深深地陷入悲痛之中,與先生交往的一幕幕不斷在腦海中閃現。

            在我的心目中,田先生不但是一位參加過革命戰爭、抗美援朝的老革命,更是以學術為志業的一代宗師。20世紀80年代以來,田先生一直是中國戲劇研究界的一面旗幟,為中國戲劇學科的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。先生以自己的一系列著作,總結了中國話劇的詩化現實主義傳統,拓展了中國戲劇研究的比較視野,創立了現代文學研究中的田野調查方法,影響深遠。先生不但是中國話劇理論與歷史研究會的創會人,同時也是“華文戲劇節”的推動者,為中國話劇事業的振興殫精竭慮,功勛卓著。先生晚年主持編著的卷帙浩繁的《中國話劇藝術史》《曹禺年譜長編》《中國現代戲劇理論批評書系》《民國時期話劇雜志匯編》等著作,不但為我們構建了系統完備的中國話劇史譜系,也為后學的中國話劇研究樹立了新的標高。

            在戲劇研究界,有很多人畏懼先生,認為他很嚴厲,其實,這是對先生的一種誤解。一旦和先生接觸多了,你就會感受到先生那無處不在的溫情。在日常交往中,他總能設身處地為他人考慮,給人以無微不至的關懷,這種關懷有時甚至到了心細如發的地步。雖然我在上大學時就讀過先生的多部著作,一直對先生有著敬仰之情,但真正和先生的接觸比較晚。1996年,我參加了在石家莊召開的曹禺國際學術討論會,提交了題為《論曹禺前期劇作的現代性》的論文,我拙于言辭,又不善于人際交往,按照我的習慣,作完會議發言以后,往往就獨處一隅,靜聽同行發言,很少主動和與會學者們喝酒、串門、聊天。先生發現了我的這一特點,為了打消我的緊張心理,特意找到與我相識的會議組織者張俊才先生,讓張先生陪著一起來看我,并和我聊了一些和曹禺研究相關的話題。言談話語之間,我的緊張情緒漸漸消失了,從此和田先生成為無話不談的忘年交。在此以后,先生時常關注著我的研究動態,不斷將自己的新著贈送給我,這些論著都對我的學術研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。對一些重要學術會議,先生常特意叮囑我一定要參加,我知道,先生這是在給我創造機會,多和學界進行交流,以開闊我的學術視野。最令我感動的是2017年7月的新世紀話劇學術研討會,我本已報名參會,但因突發疾病未能如期與會。我覺得先生很忙,怕打擾先生,也就沒有和先生說明情況。當先生在會場發現我沒有參會后,就想法找到我的學生詢問情況,并托學生給我帶來自己新出的學術著作,同時寫信叮囑我一定要多注意身體、安心養病。事后,先生還是不放心,又特意打電話給我,詳細詢問病情。先生對待晚輩的這種關愛之情,讓我久久難以忘懷。

            先生對學生是這樣,對朋友、故交更是充滿了深情厚誼。2010年,我負責籌備紀念曹禺誕辰10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,與會的海內外學者很多,田先生怕我照顧不周,會前特意告訴我接待時的注意事項,并叮囑我,來自日本的阿部幸夫教授歲數大了,你一定要在生活上特別關注,要替阿部先生翻譯好參會論文,并配備好的翻譯。大概是2017年,《曹禺年譜長編》新書發布會結束以后,先生悄悄找到我,告訴我有幾位香港朋友想去天津參觀曹禺故居紀念館,你一定要負責安排好幾位先生的行程,接待好他們。我都按先生的吩咐一一做了,但當事的幾位先生并不知情,不事張揚、默默地奉獻,是田先生一貫的為人之道。在和先生多年的交往當中,我感到先生是一個非常重情義的人,每次和我在外地見面,總忘不了打聽在南開大學任教的一些師友的情況。每次來天津,不管有多忙,只要有可能,先生都要提前告訴我,想要見一見這些老朋友,讓我和諸位先生約好時間,大家一起聊聊天,以解相思之苦。先生的這種待友之道,永遠是后輩學習的榜樣。

            更讓我感動的,是先生的一片赤子之心。先生是天津人,又畢業于南開大學,家鄉與母校一直是他生命中難以割舍的對象。先生時刻關注著天津的一些細微變化,對天津的文化事業更是傾盡全力給予幫助、支持。我不知道先生開始研究曹禺是否和曹禺也是天津人有關,但我知道,先生對天津所出的杰出作家、藝術家如數家珍。20世紀80年代,他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曹禺研究中,為此到處搜集資料,訪問作家、師友數十次,在當時,很少有人肯下這種苦功夫。功夫不負有心人,先生最終完成了《曹禺劇作論》《曹禺年譜》《曹禺傳》《曹禺研究資料》《苦悶的靈魂──曹禺訪談錄》等一系列論著,引領著中國曹禺研究的發展潮流。我想,先生對曹禺的深度解讀,可能和他對天津文化的深刻體認有著密切關系。新世紀初,當聽說天津要重修曹禺故居時,先生非常興奮,為了故居的陳列設計更加規范、科學,多次不辭辛勞地奔波于北京、天津之間,提出自己的修改建議,獻出自己的珍貴資料,直到曹禺故居正式開館才放下心來。

            田先生是南開大學杰出校友,1956年入南開中文系讀書,畢業后又跟隨李何林先生讀中國現代文學專業的研究生。在南開大學的8年時光,給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多年來,先生長期擔任南開大學兼職教授,一直關注著母校的發展,為南開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的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。先生多次將一些重要的國際學術會議交給南開大學來承辦,為了讓更多的學術大家來南開參會,先生不僅提供專家名單,而且還要親自打電話、寫信邀請他們前來,為的是提高母校的辦會質量。在南開大學曹禺暨中國話劇研究中心成立以后,無論先生有多忙,只要我們邀請先生來講學,他總是毫不猶豫地答應;每出一本書,都會寄贈兩冊給南開大學,一冊送給母校圖書館,一冊送給文學院資料室,我已經記不清替先生轉送過多少次贈書了。田先生的不幸病逝,不但是南開大學的重大損失,同時也是中國戲劇界的重大損失。

            先生一生歷經坎坷,但一切坎坷都沒有將先生擊倒。我們往往感嘆于先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,但很少有人知道,在這些成就的背后所凝聚的先生的心血。為了使學術研究建立在扎實的基礎之上,先生構建了常人難以企及的資料儲備庫;每一次會議的成功舉辦,都要耗費先生的無數精力;而“華文戲劇節”作為民間推動的戲劇盛會,無論是在哪個城市舉辦,都需要先生做大量的溝通、聯絡工作。先生常常感慨,想做一點事情真難!我深深地理解先生的苦楚。如今先生駕鶴西去,離開了這個讓他無限眷戀又帶給他很多煩惱的世界?;蛟S,天堂里沒有那么多人世間的煩擾,愿先生的在天之靈安息!

          編輯:韋承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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