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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張小鼎:一位文學編審的視界
          來源: 《 中華讀書報 》( 2018年12月19日 07 版)發稿時間:2018-12-25 09:09

           

            1995年,張小鼎與丁景唐(中)、牛漢(右)合影

            文/祝曉風

            一

            張小鼎先生今年新出了一本書,《一個編審的視界》,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的。書出之前兩個月,張先生把封面發給我,讓我幫他參謀一下。夏天,書出來了,我到他家拿書。正好,他要送給天津、石家莊的老同學們,我就都幫他帶了,其中包括給中華讀書報的魏琦。過了兩天,給魏老師打電話,他說,能不能找人給這本書寫篇書評?我說,我可以考慮寫一篇。——結果,一拖拖到今天。

            我和張先生認識的時間不算太長,只有25個年頭。交往呢,由私而公,半私半公,公私兼顧。張先生這些年對我的幫助,可以說就是對中華讀書報的支持,所以,也可以說是以私濟公。2014年,中華讀書報創辦20周年,我蒙老同事們不棄,寫了一篇紀念文章。文中提到兩位,都是編制不在報社,但對中華讀書報有特殊貢獻,其中一位,就是張先生。

            二

            其實,中華讀書報認識張先生的不止我一個。但是,從時間長度、交往的“濃度”來說,我應該有更多可說的。

            1995年六七月間,因為浙江文藝出版社要出版新版《魯迅全集》,各報紛紛發表消息和評論,爭議也隨之而起,中間,還有人文社的激烈反應。到了9月中旬,爭論中已經可以聞到火藥味了。9月14號晚上七八點鐘,張老師給我打電話,說,明天,在魯博(魯迅博物館)有個會,是以中國魯迅研究會和《魯迅研究月刊》編輯部的名義開的,魯研界的知名學者差不多都會來。此事現在正是熱點,你應該去聽聽。張老師還把王得后的電話告訴我,說,通知我來參加的事兒,已經和王得后說了。

            第二天到了魯博,找到開會的會議室,說找王得后,王先生就過來和我打招呼,這是我第一次見他。好家伙,這一大屋子,都是學界的大人物,老一輩的,有王景山,晚一輩的,有陳漱渝、黃侯興、錢理群、王世家、吳福輝,還有王富仁、陳平原、葛兆光等等,這一下子,全認識了。這個會,說是討論,其實輿論一邊倒,都是支持浙江文藝,反對人文社。這樣的會,身為人文社編輯的張老師當然不便參加。

            這篇報道有個聳人聽聞的標題:《書還沒出,怎么就錯了?》,見于1995年9月20日中華讀書報第一版。當時關于新版《魯迅全集》已經沸沸揚揚,這篇報道出來,仿佛烈火澆油,學界和出版界一下就炸了。

            2000年3月2日,是左聯成立70周年。1月初,我就和張老師商量,要采訪一些人做報道。張老師就幫我聯系。他不但提供名單,而且直接把電話給我們。而且,大多數,他都要先替我們給人家打個電話,說明情況,做個鋪墊,這樣我們再去,就順利多了。那一段時間,寫《左聯史》的姚辛也在北京,他的《左聯詞典》是在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的,他就住在光明日報招待所。張老師和他也熟,中間還聯系姚辛,協調采訪。樓適夷的工作單位就是人民文學出版社,張老師也幫忙聯系了,只是這時樓適夷已住院多年,身體狀況已經不允許接受采訪了。

            我們第一個采訪的是梅志。那兩天,北京下大雪。我和侯藝兵跑到木樨地,連續幾個小時,集中采訪了幾家,有梅益、秦川、李之璉等,第二天,又去采訪周而復,第三天,到方莊采訪伍孟昌。這里邊,最年輕的是秦川,1919年生,那一年也已經81歲。為了查用資料,我還專門找到社科院文學所的李葆琰,向他請教。李先生是《中國大百科全書》“中國左翼作家聯盟”詞條的撰寫者。他家住豐臺火車站西邊的正陽大街,相當偏遠。我只見過李先生兩面,都是為了這次“左聯”的采訪,第一次是借書,第二次是還書。李先生前兩年已經過世了。我們當年采訪的那幾位老先生,更是一個都不在了。

            左聯成立大會是1930年3月2日,我們報紙是2000年3月1日出版,比紀念日提前一天。一個整版,《遙想“左聯”當年》通欄大標題,六個大字,每個比核桃還大,套紅。侯藝兵拍的老左聯的一排照片,頂天立地,齊刷刷立在左邊,很有視覺沖擊力,比較震撼。這一版,可以說是張老師、侯藝兵和姚辛,大家一同做成的。但首功,應該記在張老師頭上。

            除了給我們提供寶貴線索,張老師還親自出手,給中華讀書報寫過幾篇重頭文章。2018年是《西行漫記》出版80年。上半年,人民文學出版社為此專門開了一個紀念座談會,特別邀請張小鼎先生參加。當年,張老師曾為《西行漫記》的出版,專門到北圖查找過胡愈之的原始文獻,做過基礎工作。2005年,他寫過一篇長文,記述《西行漫記》的誕生過程,出版歷程,還有國際影響等等。為這本書的出版,他也付出了很多。但是此文中,他并沒有一句提自己。他這篇文章發表在中華讀書報2005年8月3日,許多報紙轉載。2004年5月12日,張老師還有一篇懷念林辰先生的文章,發在我和魏琦編輯的讀書報《學術雙周刊》。1996年11月6日還有張老師的《關于魯迅茅盾聯名致中共中央的賀信》,探討相關史實,也很有價值。而他的《〈魯迅全集〉三個里程碑式版本》,也是非常有價值的出版史文獻,也是經我手在中華讀書報2005年2月23日發表的,《新華文摘》全文轉載,后又收入不同的研究文集中。

            但張老師最有影響的一篇,恐怕還是發表于1997年7月30日的《真假照片背后的故事》。1997年是商務印書館百年。5月7日,中華讀書報登了一整版“商務印書館百年圖片回顧”,其中有一張照片,是魯迅、周建人、許廣平和孫伏園的合影。其實,這是一張“在特殊歷史時期被修改過的照片”,用張老師的話說,是“贗品”照片。當年真實的照片上,其實還有兩個人,林語堂和孫伏園的弟弟孫福熙。一般讀者一眼看過就過去了,但是張老師看到報紙,當天就給我打電話,說這樣不對,貴報應該設法更正,消除不良影響。我一聽,倒挺興奮,說,張老師您就這個話題寫一篇文章,不是很好嗎?可以借此向讀者介紹相關的文學史背景知識。張老師說,這類事不止這一張照片,要寫,就一塊兒寫。于是,他真的花了好幾周時間,把文章寫來,找了三組真假照片,一一對照,說明歷史背景,對照魯迅日記等原始材料,梳理史料,澄清歷史。都說張老師是搞史料的,其實他真的有思想。

            三

            上世紀60年代初,張小鼎大學畢業,來到北京魯迅博物館工作,在“文革”后期和70年代末,曾兩次被借調到國家文物局完成臨時指定的任務。1975年10月,周海嬰就出版《魯迅全集》和增設魯迅研究室等問題上書毛澤東,得到“贊成”批示。第二年,南開大學李何林奉調赴京,出任魯迅博物館館長兼魯迅研究室主任。張小鼎也隨之在研究室和博物館兩邊上班。1980年11月,他又被借調到設在人文社的“瞿編組”,在王士菁和牛漢的直接領導下,參加《瞿秋白文集(文學編)》的編注工作。“文集”顧問則是李維漢、陸定一、周揚。全部工作在胡喬木領導和中央文獻研究室幫助下開展。這中間,1980年5月,張老師曾受周海嬰電話三次邀約,實在無法推辭,便回館與陳漱渝、孫瑛、葉淑穗合作,共同編撰《魯迅畫傳》,于1981年由人民美術出版社用中英日三種文字出版。

            1983年4月,《茅盾全集》編委會成立,葉子銘任《茅盾全集》編輯室主任,王仰晨任副主任。茅編室”起初隸屬中國作家協會,后來轉屬人民文學出版社。1986年秋,葉子銘調回南京大學。1988年,張小鼎接替王仰晨,承擔茅編室工作。熟悉情況后,他深深感到《茅盾全集》的編注發稿遠遠比《瞿秋白文集》要繁難得多,這倒并非僅僅因為全集卷帙浩繁,內容博大精深,寫作時間跨度較長,搜集佚文相當困難。更主要的是,還有許許多多意想不到的矛盾和問題。譬如,全集的編輯思想不夠明確;收文標準不夠嚴謹;文章版本比較混亂;注釋繁簡沒有依據標準;基礎工作太不扎實:復印件字跡模糊不清,手抄稿漏字、漏行以至漏頁甚多,沒有認真???;注釋班子龐大松散,20余人分散全國各地,工作很不得力等等。上述一系列矛盾倘不及時解決,工作很難開展。在葉子銘的支持下,他們利用茅盾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在廈門大學舉行之便,擠出點時間召開一次“會中會”。1988年秋,此事順利完成,為后邊的工作打下基礎?!睹┒苋泛笃?8—40卷繁重而復雜的編輯、校注、出版、協調和發稿工作,就這樣落在張先生肩上。

            他曾參與校注、編輯的還有《老舍全集》和《魯迅全集》的修訂,是《魯迅全集》修訂編委會委員。張小鼎初步統計,2005版《魯迅全集》對魯迅著作文本作了23400多條注釋,總字數達240萬字,僅增補新注就達1500余條,原注作重要修改的也達1000多條。這是一個巨大的工作量。而張小鼎就是作為出版方人民文學出版社方面的專家參與此工作的?!睹┒苋贰独仙崛范极@得了國家圖書獎榮譽獎。

            張先生幾十年訓練、積累,養成了深厚的學術功底。他對史料研究之透徹,爬梳之清楚,考訂之嚴謹,就是所謂專門做現代文學研究的人,也未必能超過他。因為張先生常年做史料工作,不了解的人以為他就只會做史料整理。這是絕大的誤解。張先生做史料,不是他不能做理論研究,而是很早他就從現實中得到教訓,給自己“約法三章”,只做史料,不做評論和理論。但是他的這些史料性文章,比如《斯諾與魯迅》《略談瞿秋白與文學研究會》《真假照片背后的故事》《〈西行漫記〉在中國》《永恒的“紅星”在世界閃耀》《海倫斯諾與冰心》《漢堡嘉夫人與魯迅》《路易艾黎與馮雪峰的“一面之緣”》等等,不是比那些空泛的所謂理論文章強百倍嗎?從另一方面講,這些文章,沒有后面的理論素養,也是寫不出來的。

            專門研究現代文學史料的著名學者劉增杰,對張小鼎這些關于《魯迅全集》版本的研究“印象深刻”,評價極高,認為張小鼎的文章,系統總結了《魯迅全集》四次出版所取得的成績與問題,“是一部濃縮了的《魯迅全集》出版史”。“該文對所涉及具體文學事件的描述尤見功力。魯迅《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文藝統一戰線問題》一文的注釋,長期糾纏不清。論文作者以時間為序,冷靜客觀地一一列舉事實,對似乎是一團亂麻的史料進行耐心的梳理辨析,從而問題得以澄清,并使讀者能夠讀出史料本身所具有的巨大的思想蘊含。”劉增杰《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》(中西書局,2012)一書中,有多處對張小鼎文章的引述和評價,這只是其中之一。

            張小鼎對《西行漫記》中譯本的流傳與影響的研究,也獲得學界高度評價。學者王暉在《百年報告文學:文體流變與批評態勢》(吉林人民出版社,2003)一書中,認為張小鼎對《西行漫記》幾個重要中譯本的流傳與影響的研究“頗有新意”,“不啻是為《西行漫記》,也是為報告文學文本的版本學和傳播學研究提供了一個良好的范例”。梁志群則認為,張小鼎的研究,為《西行漫記》中譯本的分析提供了重要線索,“填補了《西行漫記》版本學研究的一項空白”(《外國文學研究》1997年第4期)。美國著名斯諾研究專家,奧克蘭大學歷史系教授伯納德·托馬斯在《冒險的歲月——埃德加·斯諾在中國》(吳乃華等譯,世界知識出版社,1999)一書中,多處引用張小鼎的論文與資料,并對他的研究給予高度評價。

            張先生為人極其低調。以他的水平,以他掌握的海量的史料和各種一手資料,他可以寫出比現在多十倍的文章。但是,他把主要的時間和精力都花在編輯工作上,心甘情愿地為作家和學者們服務。他今年80多了,才出第一本書。他說,這些“約法三章”之下的枯燥乏味的史料性文字,個人從無整理出書的奢望,如果不是一些文壇前輩和學界友人的力勸,“若無他們多年的熱情鼓勵和一再勸說,我是絕無勇氣考慮出書的”。

            讀到這些話,我真的有點兒心酸。

            可以說,老一輩的大編輯以趙家璧、曾彥修、范用、王仰晨、常君實為代表,30年代出生的這一輩,張小鼎先生則可算是學者型編輯的一位杰出代表。在1991年馬良春、李福田主編的《中國文學大辭典》(天津人民出版社)中,張小鼎就已經作為“編輯出版家”收入?!兑粋€編審的視界》這本書,收入了張先生主要的文章成果,可以反映他的水平。全書包括三個部分,也是他研究的三個主要方面:魯迅研究,國際友人研究,現代文學研究。每篇文章都很有價值,值得閱讀。

            四

            張老師1937年出生于南京,父親是鐵路上的會計,他出生不久,就隨家人逃難到重慶,在重慶上小學一二年級時,正趕上大轟炸??箲饎倮?,他隨家長工作調動,先后在東北錦州與北平上小學。50年代,他又隨父母去河南,在鄭州讀初中。為獲取優質教育,保證將來順利考上好大學,在大哥的慫恿支持下,他于1953年毅然離家赴京,幸運地考上住宿的北京四中,至高中畢業。

            1956年春,政府發出“向科學進軍”的號召。這年夏天,張小鼎從北京四中畢業。他的家長決定繼續支持他上大學,攻讀科學技術知識,以便掌握一技之長,將來好報效祖國。“然而,‘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’,這一五十年代相當流行的時髦稱號,無疑對涉世未深而又愛好文藝的青年學生,具有磁石般的吸引力。”于是,他報考了南開大學中文系。

            1960年冬,張小鼎一再申請,獲準參加農村的整風整社,隨包括系主任李何林教授在內的中文系高年級部分師生,作為河北省委工作隊的“助手”,前往邯鄲臨城公社的“三類”社隊。因為生活條件過于艱苦,他的雙腿很快嚴重浮腫,以至不久畢業工作時,他先后染上無黃疸和急性黃疸性兩次肝炎。但“蒼天仁愛,僅讓我在鬼門關邊繞了一圈,十分僥幸地又好歹活了下來”。對此,他始終無怨無悔,自豪地認為畢竟經受住嚴峻的政治考驗,不但了解了廣大貧下中農的生活疾苦,而且補上了農村的階級斗爭這一課,“這可說是我大學五年中最受教育、永難忘懷的一段時光”。

            張老師特別感念那些在人生中幫助過他的人,特別是那些學界前輩。比如李何林,既是他的老師,也是他的領導。還有王士菁、牛漢等前輩,以及葉子銘這樣的同輩學長。他特別感念的,還有一位王云縵先生,就是電影評論家、《中國電影藝術史略》的作者。在“文革”后期,張小鼎結識了王云縵,王先生語重心長地鼓勵、敦促張小鼎寫作,使小鼎先生打開心結,提筆寫作。

            五

            張老師自己說,他是大時代中的一個小人物,基本上是以從事魯迅和中國現代文學的編輯和研究工作為主。如果非要用幾個關鍵詞概括張小鼎先生,這幾個詞恐怕少不了:資深文學編輯,魯迅研究專家,斯諾研究專家,現代文學史料專家,《茅盾全集》《瞿秋白文集》編輯。

            這些枯燥而有點兒抽象的詞,多少會掩蓋他的真實形象。在熟悉他的朋友們的眼里,他是一個熱情的人,非常樂于幫助人。像王觀泉先生、姚辛、趙武平,都提到過他的幫助。延安大學的學者梁向陽,得張小鼎幫助較多,在文章中曾特別注明此點。還有許多研究現代文學的博士、碩士都提到過張先生對他們的幫助,很多人紛紛題贈自己的新著送他,以表謝意。其他如《沈從文全集》等重要的現代作家全集出版過程中,編輯方和出版社也都得過張小鼎無私的幫助。就我個人來說,僅僅就他認識介紹許多前輩作家和學者,就可以列出一長串。

            在中華讀書報,關于《魯迅全集》《魯迅譯文集》方面的訊息,文章,幾乎都少不了張老師的幫助。另外,是他給我介紹了周海嬰、裘沙,后來我多次采訪周先生和裘先生,也發表過他們二位合寫的《一部在逆境中誕生的文獻——關于〈魯迅〉照片集的是非功過》(刊中華讀書報1997年9月4日第5版)。2003年11月,巴金百歲,張老師為我們介紹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資深編審王仰晨,王先生是第一屆韜奮獎獲得者,《巴金文集》與《巴金全集》兩套大書的責任編輯。侯藝兵和我一道采訪了王仰晨和李致(巴金的大侄,四川省出版局局長,《劉文學》的作者),也做了一個整版。更早些時候,1996年,張老師介紹我認識了郭平英(郭沫若小女兒,郭沫若紀念館館長)。同一年,茅盾百年誕辰,張老師給我通報消息,把我叫到會議上,給我介紹了孔海珠、葉子銘和茅盾哲嗣韋韜。那次會議上,我認識了陳???、李頻。我還記得,當時學者們開會的條件比較差,葉子銘和韋韜是兩個人同住一個標準間。那次會議上,會務組有個青年學者,是葉子銘的學生,來自河南大學,即《胡適評傳》《吳宓傳》的作者沈衛威。

            這上面所列的每一位學者,后來與我都或多或少有了進一步的來往,建立了或深或淺的友誼。認識這些人之后,幾乎每個人都牽出一篇大文章,一個大公案。

            張先生對人之真誠,助人之不倦,到什么程度呢?到了人們“熟視無睹”“習以為常”的程度。——這話什么意思呢?就是說,他一貫熱誠助人,時間長了,人們往往就忘記了,他所做的,其實已經超出一般。他所做的,放到其他人身上,人們會覺得實在難得,受用不起;而他做來,大家卻覺得自然,好像是理所應當。——所以,他吃虧也就是應該的。

            張老師身材不高,中等還偏矮一點兒,但頭比較大,眼睛大,嘴也比較大。張老師還有兩個特點,或者說兩個“反差”:一個是,他的專長是史料,不知道的人,也許會想當然地認為,搞史料的嘛,多半會比較古板,呆板,無趣。——不是。張老師不但熱情,而且活潑、有趣。第二,他為人極其低調,謙虛,從不爭名爭利爭權。據我所知,他一輩子,沒當過副處級以上的官兒,他的最高頭銜就是人文社資料室與現代文學編輯室副主任。他不是沒有機會和能力當官,他是真的不愿當。他看重的,倒像是什么中國茅盾學會常務理事、中國斯諾研究中心委員,都是學術虛銜,從世俗的角度講,啥用沒有,張老師卻認為是自已貢獻綿力、結交學界友人,不斷更新自已知識結構的很好平臺。

            他真的是謙謙君子,與人無爭。多年來,他寫文章也不多,出了現代文學研究圈,知道他的人很少。——另一方面,是他的健談與他寫文章之少,形成強烈反差。張老師平日里和朋友在一起,胸無城府,熱情健談。我們熟了之后,見面,或者通電話,只要起個話題,他能一直說下去,有時他自己覺得不好意思了,就說,啊呀,我是不是說得太多了?!然后,在我的鼓勵下,又接上剛才的話頭兒,繼續說。

            他就是這么一個純粹的人,一個對人極其真誠的人,一個有赤子之心的人。他在書的后記里感慨,說是“韶光易逝,歲月無情。不知不覺間,自己竟從一個天真幼稚、充滿幻想、熱愛祖國的年輕學子,變為心態平和、助人為樂、步履蹣跚的老者”。——可是我覺得,他一點兒也不老。

            第一次見張老師,是在1994年3月,那天下午我到南小街人民文學出版社,見到張老師。后來,張老師知道我來了光明日報,很高興。大概8月底,一個周末,他叫我去他家。那時,他住在阜成門外,一個小單元房,兩室,廳很小。張老師和夫人何老師,非常熱情好客,留我吃了午飯。從此,我就粘上了張老師。

          編輯:韋承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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