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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喬治忠:問題意識、史料搜討與探索空間
          來源: 中國社會科學8月15日7版發稿時間:2019-08-22 16:27

            近代以來,西方文化與史學輸入中國,影響深切。迄今相關內容的著述,已然層出不窮、燦爛多彩?!段魇窎|漸與中國史學演進(1840—1927)》(趙少峰著,商務印書館2018年11月版)充盈著問題意識、史料搜討與精慎考析,在諸多同類著述中值得特別關注。其意義主要不在于對此書的學術評析,而是關乎如何建構研討近代中國史學發展的宏觀理念。

            1927:中國史學發展重要節點

            學術界評價一部學術著作,往往特別關注其中有哪些可以確立的創新見解。這個視點當然重要,但不大全面。學術著作的作者如果能夠提出相關學科、課題須進一步探討的問題,即使并未將之圓滿解決,其學術價值依然很高,因為這可能推動學界的共同關注與深入研究。特別是提出理論層面的問題,反映出對研究課題的全面思考和高度概括,意義更加重要。而理論性的問題,大多不能指望一人、一書論述就會取得學界共識。因此,學術著作的價值乃在于提出重要問題,以開拓新的研究思路。

            該書不滿足于史實的清理和敘次,充滿了思考問題的學術意識。開篇《緒言》集中展現了作者對近代中國史學發展動力、社會背景、發展趨向、發展階段、文化影響等的探討,提出一系列理論層次的問題與見解。在作者看來,1840—1927年是中國歷史學發展的重要階段,需要專門劃分出來深入研究。此乃基于對整個中國近現代史學發展的考察,認為1928年后中國史學進入現代史學階段。將1927年視為中國史學發展的重要節點,是全新的、宏觀視野下的理論探索,提出了需要重新研討中國近現代史學史的整體脈絡。

            《緒言》第一個問題論述了中國史學演進的主要動力,開宗明義直奔史學理論的核心問題。從對立統一的矛盾運動中探尋事物的發展動力,是唯物辯證法的基本原則。作者響亮地提出問題,從社會矛盾的激發和外來學術與傳統文化碰撞、磨合的矛盾中分析。當然,全書重點是探索西學東漸導致的中國史學轉型,從而劃分出幾個發展階段。其中結論仍有需要學界共同研討之處,而其思路和方法則堅持了唯物辯證法的基本精神。

            中國撰述外國史具備自我主體意識

            歷史學著述越想提高理論思維的層次,越需要力求全面的史料搜討、鑒別、梳理與整合,否則將會偏離歷史唯物主義的理念。閱讀這部著作,首先會感觸到其中引據資料之極為豐富。史著中所謂歷史資料的豐富,絕不是簡單的數量堆積,而是需要對史料全面搜討,經過梳理、鑒擇,又進行充分的定位分析,從而足以支撐歷史敘事的整體進程,并且呈現出發展的階段性。能否做到這一點,是唯物史觀與其他舊史學同樣重視史料而實際運作中的重要區別,該書作出了可圈可點的實踐。

            書中研究內容預定為1840—1927年西學東漸,但作者并不截然割斷史學發展歷程,對1840年之前西方史地知識傳入中國狀況仍作了深入細致的考述。不僅分析了19世紀中外文化交匯的大勢,及清季國情與學術文化取向的變化等,昭示了歷史學轉型社會條件的漸形漸著。隨之詳細考述來華新傳教士通過出版圖書與創辦報刊,起到傳播西方文化知識與史地之學的主導作用,繼之考述同時期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認知。這樣,從分析中國國情、中外交匯、外來傳教士主導輸入西學,到中國先行者率先了解和撰述海外知識,構成一個認識結構,形成有體系地考述西學東漸萌發于19世紀的狀態。關于新傳教士的到來,作者指出“英國傳教士馬禮遜是揭開新一輪西學東漸的第一人”。通過對史料的精審思考,書中將1807年馬禮遜來華至1840年鴉片戰爭,定性為西學東漸和中國史學演進的發軔期。

            面對西學傳播和中國史學轉型更加復雜的狀況,該書更重于史料征引與理論思維的結合,得出更多新見解。第一,閱讀歷史資料,評介各種具體文獻??际隽酥T如西人舉辦墨海書館、廣學會、中國的商務印書館等出版機構和文化組織,反映了西學主動輸入、中國學界接受以及中西文化碰撞、交匯、融合的狀況。第二,圖書評介有詳有略、重點突出。作者對傳教士裨治文《美理哥合省國志略》與華人梁廷枏《合省國說》這兩種敘述美國史地的著作予以比較研究,指出梁廷枏雖然因襲前書,但結構改變明顯,體現了中國撰述外國史具備自我主體意識。這是本書的一大亮點。第三,史料搜集與整合以反映歷史演進的階段性為旨趣。這在1840年前的發軔期已經體現,此后依次劃分了西學東漸的初興期(1840—1860)、發展期(1860—1894)、轉折期(1895—1911)、勃興期(1912—1927)。其宗旨是史料搜集必須豐富,整合鑒擇必須精審,敘述方式必須機動靈活。該書不單以評介具體文獻為樞紐,學人群體、杰出人物、文化機構的活動,都成為研討與敘述的線索,而且多有概括評論。第四,全面性史料搜采反映出史學的多途發展。既然要勾畫近代史學的發展過程,就不能不注意史料采擇的全面性。

            雖然西學東漸的總趨勢是逐步接受和消化,但始終遇到巨大阻力,西學本身也是多種多樣,接受哪一種西學?在中國也有不同選擇,于是史家和史學的價值觀必定出現分化。該書作者專門提到中國史學的多途發展問題,不僅論述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興起和發展,也考述了舊派學者的主張與實踐。由于著作主體是西學的影響和中國史學的轉型,對于不同史學流派的敘述不大充分,而考察了最先進的馬克思主義史學,考述了持守舊取向的史家群體,也算提綱挈領地展示了近代史學多途發展的格局。

            提出劃分近代史學的五個階段

            研討西學影響中國史學發展的論著,迄今面世者甚多,大多以敘述史事為鵠的,著意將認識提高到理論層次者鮮見,這是該書與眾不同之處。理論思維會形成較多新見解、提出許多新問題,從而促進學術研究的推進。書中的新見解與新問題交織一起。例如將中國近代史學下限定為1927年,以發軔、初興、發展、轉折、勃興劃分近代史學的幾個階段。這是作者的創新見解,但同時也提出一個史學史的重大理論問題,值得史學界認真討論。

            一部學術著述的價值,一是給予讀者一系列可靠的知識,二是提供閃光的思想啟發,有時第二項更為難得、更為珍貴。作者認為,西史東漸是該時期中國史學演進的助推器,書中用較大篇幅列舉西史東漸對于中國史家和史學的八項促進,十分精辟。同時出現的研究空間,就是中國史學此后的發展,西學是否處于最主導的地位?作者論述說:此時期史學的潮流是“求新”“求變”“新與舊、中與西的融合與交匯,造就出具有茁壯生命力的學術”。這包含著耀眼閃光的思想,可惜沒有大加發揮。其他如提出“歷史學的科學化”“史學的現代化范式”,清人從“華夷論”轉化為“外交論”等命題和概念,均開發出近代史學史探索的新空間。

            (作者單位:南開大學歷史學院)

          編輯:聶際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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